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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要轉讓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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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數據的可得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國內關于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實證研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F在可能更需要深入地觀察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和外資在中國投資發生的變化,使得研究和現實問題緊密地結合起來。
           稅收激勵與跨國公司在華利潤轉移的實證研究
    按照跨國公司的傳統理論,跨國公司面對不同國家的不同稅率時,會把利潤從高稅國向低稅國轉移(Copithorne,1971和Horst,1971)??鐕纠麧欈D移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一種是轉讓定價,即通過在內部交易中操縱價格,實現高進低出,減少在高稅國的利潤。Clausing(2003)用美國的進出口商品數據,首次得到了跨國公司內部交易價格與不同國家稅率差異存在顯著相關性的直接實證證據;第二種是資本弱化,即通過提高債務融資比重,降低權益融資比重,通過在高稅國享受更多稅盾效應而實現利潤轉移的目的;第三種是通過在高稅國分攤更多的研發費用、總機構管理費等成本,降低實際繳納的稅款。實證研究也不斷證明了稅收可能引致利潤轉移現象,跨國公司傾向于向低稅國報告更低的利潤,放置更多的高盈利資產,或者在高稅國進行更多的借債(Büttner and Wamser,2007;Huizinga, Laeven and Nicodeme,2008;等)。英美等國家的研究主要是側重于跨國公司利潤轉移對居民國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由于稅收征管和法律制度的漏洞更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受害者。但是由于數據獲得的難度,關于跨國公司利潤轉移對來源國的影響的實證研究一直受到限制。
    關于檢驗跨國公司是否存在利潤轉移行為的研究,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實地調查。Baker(2005)對來自11個國家的貿易企業的550名管理者進行了采訪,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德國、意大利、巴西、印度、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訪談結果發現這些公司60%資金流都通過合法的商業交易從發展中國家流出。但Baker的研究只基于少量的訪談,并且這些訪談是私密的,因此他的方法也就不具有可重復性。
    第二種方法通過“價格過濾矩陣(price filtermatrix)”來識別進出口交易中的非正常的價格。該方法篩選出交易價格中超過進口溢價一定數量的交易,如價格區間的四分位,作為過高定價,相反大幅低于平均價格的為過低定價。這樣可以計算出收入從一國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如Pak(2007)發現2005年美國從各國的進口中偏低定價的交易量為2.02億美元(占進口總量的12.1%),同年美國出口的商品過高定價的交易量為0.5億美元(占出口總量的5.5%)。Zdanowicz,Pak和Sullivan(1999)對美國和巴西之間的交易數據進行的類似研究發現,巴西出口偏低定價的交易量為11.3%,進口的偏高定價的交易量為15.23%。這種方法使用公開數據,較為簡單和透明,但缺陷在于產品價格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質量差異,而非利潤轉移。并且,這種方法只能分析單向的價格扭曲造成的收入轉移,實際上不同方向的扭曲定價可能相互抵消,將兩個單向的估計相加可能夸大了利潤轉移的規模。
    第三種方法則針對轉讓定價的結果,即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報告利潤率。如果稅收引致的轉讓定價存在,報告利潤率應該和稅負水平曾反向關系。這種方法的關鍵在于,能否確認跨國公司各個獨立實體獲得的真實利潤。盡管實現這一目的存在一系列的難題,如跨國公司往往共同使用一些資源,如統一的商標、專有技術,但是相對而言這種方法能夠較為準確的衡量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利潤轉移水平和特征(Grubert and Mutti,1991,Huizinga)。
    當然,除了稅收之外,不同國家跨國公司所屬母國及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征也可能影響其在海外的利潤轉移行為。如Kim和Miller(1979)在對美國125家跨國公司的調查中列出了9個影響通過轉讓定價進行利潤轉移的因素,包括東道國對利潤匯出的限制、外匯管制、東道國對合營的限制、東道國的稅收負擔、東道國所得稅負擔、母國聯邦所得稅、母國的配額制度、母公司信用狀況和國外子公司信用狀況??鐕纠门c避稅地的連接來進行利潤轉移也是一種普遍的做法。Desai et al.(2006a, 2006b)和Maffini(2009)分別研究了避稅地對美國和歐盟跨國公司的影響,發現該國跨國公司均存在著向避稅地轉移利潤的行為。
          另外,研究也開始從研究跨國公司避稅行為開始逐漸關注反避稅政策的影響Lohse等(2014)詳細梳理了44個國家在2001~2009年間轉讓定價規則的變化,并從多個維度衡量轉讓定價規則的嚴厲程度,然后進一步利用歐洲跨國公司數據,發現轉讓定價規則顯著降低了跨國公司的利潤轉移行為(Lohse和 Riedel, 2013)。在資本弱化方面,Buettner等(2012)發現資本弱化規則嚴厲能夠降低跨國公司利用內部債務進行稅收籌劃的行為(Wamser,2014)。另外,最近文獻不僅管制反避稅政策對于跨國公司避稅行為的影響,也開始關心反避稅政策對于實際投資活動和就業的影響(De Mooij 和Liu, 2018; Suárez Serrato, 2018)。
    國內實證研究的發展與展望
    國內對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研究從90年代開始受到普遍關注(王鐵軍,1989;楊斌,2001,2002;朱青,2003;等等)。馬海濤、龍軍(2007)對內外資企業的資本弱化現狀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外資企業的資本弱化率遠高于內資企業,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何楊、楊武(2014)構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潤轉移研究模型,并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潤轉移規模進行了初步測算。劉志闊等(2019)用工企數據庫和對外投資目錄發現,通過避稅地進行投資的中國企業相對于不通過避稅地進行投資的企業,利潤總額顯著下降12-14%,并且轉讓定價是主要方式,而非資本弱化。白思達(2019)用海關數據、海關數據和對外投資目錄研究發現,2000-2006年樣本期間在華跨國公司避稅比發達國家更為嚴重,稅收協定在約束企業避稅中發揮了顯著作用。
           反避稅的機制作用也得到了實證的證據。有工作論文梳理中國反避稅政策的歷史演變和反避稅實踐層面的實施差異,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國家稅務總局的歷年反避稅工作情況通報構建了三重差分模型檢驗了反避稅政策的顯著效果。BEPS之后,以稅收情報交換為代表的透明度建設風生水起,實證研究發現情報交換確實有助于打擊跨國公司的利潤轉移,但是不同協定差異很大。有的可能使得企業將利潤轉移到沒有情報交換協定的避稅地(何楊、徐潤,2016),對于中國企業而言,與港澳簽訂的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比與避稅地簽訂的情報交換協定更為有效(張瑤,2018)。
            由于篇幅有限,還有很多文獻沒有一一列舉,但是可以看到這個領域的實證研究越來越得到大家的關注,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進行規范而深入的分析。但是總體而言,國際稅收的實證研究即使和國內稅的實證研究相比,數量還是偏少的。這一方面是受到數據的限制,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的研究問題沒有挖掘。
           目前,隨著一些企業微觀數據庫的逐步完善,使得獲得跨國公司投資分公司(或子公司)的股權結構、財務狀況、產品價格等數據成為可能。如Bureau van Dijk(BVD)公司的ORBIS企業數據庫追蹤全球1500多萬家企業的數據,資產負債表財務數據、利潤損失數據,稅前稅后利潤、實際稅款、債務,及股東、分支機構等數據,還可以通過地址確定企業的位置,包括總部的區位和是否在自由經濟區等。標準普爾的COMPUSTAT全球數據庫,追蹤了100個國家3萬多個公司的財務數據和交易信息。對外投資較多的國家也大多建立了數據庫記錄和追蹤對外投資企業的信息,如美國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企業數據,德國直接投資的微觀數據庫(MiDi),英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年度調查(AnnualInquiry in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FDI)、日本對在日外資企業和在外投資日本企業的年度調查等等。這些數據資源的豐富為研究跨國公司的轉讓定價行為創造了更多條件。國內除了海關數據、工企數據、對外投資目錄之外,中國的數據也逐步加入一些跨國數據庫,比如銀行存款數據(BIS)、轉讓定價國別報告數據、離岸證券投資數據等。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更多的數據能夠向學者開放,比如中國的跨國公司利潤監控數據等。有時候研究和實務的脫節,其實也是雙方的信息不對稱。
           另外除了檢驗我國是否存在和其他國家一樣的轉讓定價現象之外,還有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可以探討。比如國際貿易中的價值鏈研究和轉讓定價的結合,轉讓定價的背后是功能定位,處于不同價值鏈的行業在轉讓定價中是否存在差異?數字經濟等新業態是否帶來了轉讓定價的變化?轉讓定價中的稅收遵從問題?轉讓定價中的征管成本問題?轉讓定價的行業和地區異質性問題?……這些問題不一而足,理論研究和實務研究應該相互促進,尤其是在轉讓定價領域,并不是稅務機關一方的嚴征管,而是征納雙方的合規合理,才能共同促進良好的開放投資環境。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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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不同公司所屬行業以及公司規模都不同,具體稅種和稅率要根據實際情況以及公司所在地相關法律法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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